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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自由 何來慶祝 —— 中國記者的困境與希望

2011年11月8日是第十二屆中國記者節,各類慶祝活動已經在全國展開。各地政府和官方媒體每年都會借此機會,一再宣傳記者節「表明黨和國家對新聞界和廣大新聞工作者的關懷和重視」。只不過,在一個新聞自由沒有法律保障的國家、一個記者會因恪盡職守而身陷牢獄的國家、一個新聞媒體被黨政宣傳機構牢牢監控的國家,記者節到底還有什麼意義,實在要打一個問號。


在1999年第一屆記者節之前,中國並非就沒有記者的節日。早在1944年,中國的「記者節」就被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定為9月1日,以紀念1933年9月1日政府頒布《保護新聞工作人員及維護輿論機關》命令。在軍閥混戰、八年抗戰和四年內戰的無盡硝煙中,新聞媒體將輿論監督的影響力發揮得淋漓盡致,數不勝數的報刊雜誌及優秀報人更是盛極一時。


1949年以後,中國民間新聞媒體幾乎不復存在,代之以《人民日報》、新華社之類的黨政宣傳部門。雖然這類組織也起到新聞報道和輿論監督的功能,但在本質上與新聞媒體的自由開放和專業主義精神有著天差地別。


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孕育出社會的多元與活潑,而轉型期的利益衝突和社會激蕩也為媒體的成長開拓了新的空間。官方媒體不斷向市場化方向改革,媒體人也在自覺地模仿前輩報人的批判精神,以及歐美現代公民社會的新聞專業主義,充當「看門狗」(watchdog)來監督政府施政。


正是在一些新聞記者拼命扮演「扒糞者」(muckrakers )的角色時,那隻無形的手卻陰魂不散的籠罩下來。越是最進步的媒體,受到當局的打壓和懲罰就越是嚴厲和頻繁。中宣部和廣電總局禁令如山,報社編輯頻繁被撤。記者在各地被政府人員及黑社會毆打也變為常事,得不到任何法律和制度的保護。有些媒體人被當局消聲,最後竟無容身之地,避走香港和海外。在無國界記者組織公佈的2011年度排名中,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在178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第168名,全世界倒數第十。


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統計,中國目前至少有30名職業記者和70名網民被當局關押在監獄之中。另一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的報告指出,中國不僅在新聞自由方面,與非洲及伊斯蘭地區的部分國家同屬不自由,在法制環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三方面綜合評分,也一樣被評為「不自由」。這些統計所反映出的現狀,只會令人在記者節到來之際感到一絲涼意。


2011年6月,國內首份《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報告》發表,該報告向約340名報刊雜誌的調查記者進行了問卷調查。受訪記者認為,他們的工作主要是「揭露社會問題、維護公平正義」、「表達百姓呼聲」與「傳播新思想、啟迪民心」。可是,卻有40%的人「不打算繼續」,30%「不確定」,願意繼續做的只剩13%。報告雖未能揭露出這一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但擺在面前的數據已清楚表明,中國的新聞環境有多麼惡劣,當一名優秀的調查記者又是多麼艱難。


今年8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表示,「要給輿論監督撐腰壯膽、鼓勁打氣,使輿論監督更理直氣壯些,分量再多一點,力度再大一點」,引起國內外輿論關注。有媒體人稱,廣東當局確實有「暫停新聞管制禁令、鼓勵輿論監督」的行動,但同時也有人對此持疑,認為只是「奉旨監督、聊勝於無」而已。無論當局是否真的會放鬆新聞管制,新聞記者堅持真相的職責始終如一,而網絡新媒體的公民記者未來將會是繞開控制、突破禁區的最佳途徑。


當下,新媒體的出現給了新聞從業者新的希望。三億多網民依靠網絡時代的科技,形成一股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能量,「公民記者」的概念在近幾年的社會事件中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事實上,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現代公民,參與涉及公共利益的活動,自然也可以擔當記者,作為大時代的見證人和記錄者。


十九世紀美國著名報人普利策說過:「新聞永遠是文明生活中起作用的社會力量。 儘管會經常面對無處不在的黑暗、挑戰、壓力,也不能喪失整個職業賴以延續的正義、人道、客觀和理性。」100年後的今天,新聞行業的運作與結構都發生了巨變,但這句話所傳達的真理卻絲毫沒有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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