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8日是第十二屆中國記者節，各類慶祝活動已經在全國展開。各地政府和官方媒體每年都會借此機會，一再宣傳記者節「表明黨和國家對新聞界和廣大新聞工作者的關懷和重視」。只不過，在一個新聞自由沒有法律保障的國家、一個記者會因恪盡職守而身陷牢獄的國家、一個新聞媒體被黨政宣傳機構牢牢監控的國家，記者節到底還有什麼意義，實在要打一個問號。
在1999年第一屆記者節之前，中國並非就沒有記者的節日。早在1944年，中國的「記者節」就被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定為9月1日，以紀念1933年9月1日政府頒布《保護新聞工作人員及維護輿論機關》命令。在軍閥混戰、八年抗戰和四年內戰的無盡硝煙中，新聞媒體將輿論監督的影響力發揮得淋漓盡致，數不勝數的報刊雜誌及優秀報人更是盛極一時。
1949年以後，中國民間新聞媒體幾乎不復存在，代之以《人民日報》、新華社之類的黨政宣傳部門。雖然這類組織也起到新聞報道和輿論監督的功能，但在本質上與新聞媒體的自由開放和專業主義精神有著天差地別。
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孕育出社會的多元與活潑，而轉型期的利益衝突和社會激蕩也為媒體的成長開拓了新的空間。官方媒體不斷向市場化方向改革，媒體人也在自覺地模仿前輩報人的批判精神，以及歐美現代公民社會的新聞專業主義，充當「看門狗」（watchdog）來監督政府施政。
正是在一些新聞記者拼命扮演「扒糞者」（muckrakers ）的角色時，那隻無形的手卻陰魂不散的籠罩下來。越是最進步的媒體，受到當局的打壓和懲罰就越是嚴厲和頻繁。中宣部和廣電總局禁令如山，報社編輯頻繁被撤。記者在各地被政府人員及黑社會毆打也變為常事，得不到任何法律和制度的保護。有些媒體人被當局消聲，最後竟無容身之地，避走香港和海外。在無國界記者組織公佈的2011年度排名中，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在178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第168名，全世界倒數第十。
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統計，中國目前至少有30名職業記者和70名網民被當局關押在監獄之中。另一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的報告指出，中國不僅在新聞自由方面,與非洲及伊斯蘭地區的部分國家同屬不自由，在法制環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三方面綜合評分，也一樣被評為「不自由」。這些統計所反映出的現狀，只會令人在記者節到來之際感到一絲涼意。
2011年6月，國內首份《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報告》發表，該報告向約340名報刊雜誌的調查記者進行了問卷調查。受訪記者認為，他們的工作主要是「揭露社會問題、維護公平正義」、「表達百姓呼聲」與「傳播新思想、啟迪民心」。可是，卻有40%的人「不打算繼續」，30%「不確定」，願意繼續做的只剩13%。報告雖未能揭露出這一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但擺在面前的數據已清楚表明，中國的新聞環境有多麼惡劣，當一名優秀的調查記者又是多麼艱難。
今年8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表示，「要給輿論監督撐腰壯膽、鼓勁打氣，使輿論監督更理直氣壯些，分量再多一點，力度再大一點」，引起國內外輿論關注。有媒體人稱，廣東當局確實有「暫停新聞管制禁令、鼓勵輿論監督」的行動，但同時也有人對此持疑，認為只是「奉旨監督、聊勝於無」而已。無論當局是否真的會放鬆新聞管制，新聞記者堅持真相的職責始終如一，而網絡新媒體的公民記者未來將會是繞開控制、突破禁區的最佳途徑。
當下，新媒體的出現給了新聞從業者新的希望。三億多網民依靠網絡時代的科技，形成一股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能量，「公民記者」的概念在近幾年的社會事件中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事實上，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現代公民，參與涉及公共利益的活動，自然也可以擔當記者，作為大時代的見證人和記錄者。
十九世紀美國著名報人普利策說過：「新聞永遠是文明生活中起作用的社會力量。 儘管會經常面對無處不在的黑暗、挑戰、壓力，也不能喪失整個職業賴以延續的正義、人道、客觀和理性。」100年後的今天，新聞行業的運作與結構都發生了巨變，但這句話所傳達的真理卻絲毫沒有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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