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纽约时报》报道了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称计算机和工程系的中国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刚上大学时领先于同龄的美国和俄罗斯学生，但随后便停滞不前，并被其他国家学生超越。
消息一出，立即被从来没有“批判性思维”的民族主义大报《环球时报》拿出来转载，宣扬：“中国学生批判思维能力最强”。但实际上，这项研究只局限于计算机与工程两个专业领域，而且只分析了在某三项科学实验上的批判分析能力，很容易让人误导。它充其量只证明了中国的中学数理化教得更深一点而已，跟“中国学生批判思维能力最强”的论断相去甚远。
书呆子难有批判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
记得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在一所全球综合排名稳居前二十的国外大学的食堂吃饭，跟同桌素不相识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聊天，得知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本科，现留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不知不觉聊起祖国的历史，他告诉我，当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人民虽然吃不饱饭，但绝对没有饿死人，那些饿死几千万人的说法都是胡编乱造的。我当时就震惊了，我没想到这句话会从清华毕业生嘴里说出来。我赶紧问他为什么这么胸有成竹，他竟然回答道：“因为我问过老家的人，我们村就没人饿死”。
当时令我瞠目结舌的场景，至今印象深刻。一名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世界名校的博士生，也算得上顶尖的精英人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可他对祖国的历史常识竟然如此贫瘠，甚至连最基本的逻辑分析能力都没有。连小学水平的人都知道，数据以一村的数据来断定整个国家的状况，这在逻辑上就根本不通，更不要提还有大量的官方和民间历史证据。
这位学生的数理化成绩想必非常优异，但这恰恰说明，所谓的学霸里有一部分人，由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专攻课本和应付考试上，他们的知识接触面狭窄、思想和精神闭塞，很容易被长期的洗脑教育毒害，成为一个毫无人文智慧的悲剧。
孔子说做人要“恭、宽、信、敏、惠”，而中国学校教育学生只限于敏而已，甚至有时敏都用错了地方。正如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中天所言：“……中国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丢掉了根本，搞坏了脑子。脑子被搞坏的表现之一，是不但不会分析问题，甚至也不会提出问题，包括不会反问、批驳、质疑……”
所以，每当我被问及留学的问题，我都会建议身边的年轻人尽早出去。很多经济条件很好的家长也问我，孩子到底什么年龄出国留学最合适。我的建议是小学毕业或更早，除非选择中国的私立中学或国际学校。
小学毕业是出国最佳时机
小学毕业时，孩子大约12岁左右，刚刚开发了简单智力，对周围环境有了初步了解，这时应该去引导他接触和学习更广泛和不同的事物，拓宽他的知识面，并与全世界不同国家和种族的同龄人相互交流，开拓国际化的视野和思维，不应该用死板的中学应试教育压制和限制住他的兴趣点。
以加拿大温哥华市区的19所公立中学为例，他们课程的选择非常人性化，而且涉猎极广，充分挖掘孩子的学习潜能。必修课目除了数理化等，还有国际关系、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大学预备课程，另外每所学校还有建筑、平面设计、表演、舞蹈、摄影、视频制作、市场营销、会计、时装设计、珠宝制作、电力、烹饪、视觉艺术、商务软件、法文、日文、中文、西班牙文等选修科目可选。
在课上，教师会不断鼓励学生去独立思考，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只对课本内容死记硬背。这样的中学是为了培养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和负责任的公民，中国的学校只是为了培养会考试的高考机器人。
更重要的是，小学毕业时的孩子世界观和价值观刚开始萌发，不应该让中学课本的那套洗脑说教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污染他的心灵。前不久，一位家长跟我讲了他儿子参加北京某中学足球比赛的故事。他的儿子是学生队守门员，与教师队打比赛，互射点球。比赛快结束的时候，突然有高年级学生跑过来，在他耳边说道：“下一个球你不能拦，要让他进球。”原来，下一个准备射门的正是该校的校长。
我猜这事如果发生在美国，孩子的第一反应必然是：“It’s not fair！”（这不公平！）。当然，在美国也不会有个高年级学生跑过来让他为校长放水，因为谁也丢不起那个人，校长必定成为众人的笑柄。可是奇怪了，在中国却正好相反：没进球丢人，搞潜规则反而不丢人。我相信很少有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在这种处处崇拜金钱权力不讲平等概念的环境里长大。
再说，小学毕业时中文已经非常流利，又可以尽早接触外语，实现双语思维。像国学经典或鲁迅什么的，自学都比上课比划那几下强得多，等孩子长大依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也好。
如果初中没有出国，那么高中也来得及，虽略显稍晚。但是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中国读大学还是要尽量避免，除非是中国最好大学的基础理工科，其他科目基本上都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哈佛大学物理系及数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数学科技中心主任丘成桐早就警告过我们。他说：“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也提到过，曾经有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获得过奥林匹克竞赛冠军。这位学生回忆在北大的日子，觉得大家基本上都在混，轻轻松松同时修10门课。可到了美国后，他只选了5门课就感到极其忙碌，需要难以想象的大量阅读和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了”。
民国时期的教育奇迹
在过去100年来，中国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世界级大学。仅仅有着八年多历史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是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在一片贫瘠的山丘下，在日军的轰炸声中，在一座座土坯草舍的简易教室里，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四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近200多位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的教授大部分都是大师级学者，例如胡适、钱穆、陈寅恪、梁思成、华罗庚、钱钟书、冯友兰、朱自清、陈省身、费孝通、吴大猷、周培源、陈岱孙等等。如果能在这样的大学上几堂课，夫复何求！
除了大师云集，西南联大成功的另一大原因，就是她继承了“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
在当年，西南联大的课程没有政治人物插手，以教授治校，老师自己定教材，充满欧美式大学的自由风气。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诗人汪曾祺回忆道：“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你再对比现在，看官方是如何表态的：“就高校意识形态作出指示，强调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曾经辞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职务，还引起社会一阵议论的著名画家陈丹青，对此曾深有体会。他说：“今日大大小小教育官员除了一层层向上负责，对青年、对学问、对教育、对社会，谁有大担当？……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结果。”
在当年，西南联大的100多名教授里面，90%左右的人拥有西方大学的高等学位。他们使用的教材与世界名校同步，甚至有时更超前。曾经有的学生毕业后去了哈佛大学，发现大部分教材都学过，轻松拿到了哈佛学位。
你再对比现在，看教育部长袁贵仁是怎么说的：“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
在当年，不只是教师，联大的学生们也憋着一股爱国的热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改造国家解救同胞而奋发图强，可谓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你再对比现在，看大家在干些什么：有的人到了大学终于没有人管了，混个文凭或买个学位就行了；学霸们则埋头学习考试继续“两耳不闻窗外事”，以后成为人上人就可以当大爷，就可以学思聪、买豪车、泡网红。谁在课堂上回答“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一定会被笑死。
历史在倒退，你的选择呢？
中国从晚清留美幼童回国起，大师辈出，人才济济，本来希望有之，只可惜在西南联大以后，祖国大地全面赤化，中国教育彻底断层，经济文化的发展停歇甚至倒退了数十年，知识分子群体也遭到彻底的大清洗。
改革开放后，好不容易又重新有了人、也有了钱，却又冒出了什么团支书、党工委、副部级。胡适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独立评论》里写道：“有了党化，必定没有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
过了几十年，中国的大学校园却被某些人搞成这副德行，到处是充满铜臭味的乌烟瘴气，到处是崇拜权力的党棍横行。想想民国时期学术大师们的辛勤付出，你们羞愧不羞愧？更有甚者，刚刚把自己的子女送去西方上学，回过头来就要求中国的大学生不能学西方。你们无耻不无耻？
当然，我必须澄清，即使在国内读大学，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不能成才。我曾经也认识多位出国留学的本科毕业生，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是极其优秀的，但我想他们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大学生当中，和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当中，都是属于少数之中的少数。
想想西南联大的奇迹，看看世界名校自由的学术氛围，再看看目前弊病丛生的中学教育体制和大学现状（港台地区除外），对于去哪里才能更好的学习和成长，作为一位有智慧的读者，读了这篇文章，相信你一定能做出最合理的判断。
2016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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