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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中国人都是没长大的巨婴

去年底,武志红的新书《巨婴国》火了,赞扬不断,骂声一片。很多读者对作者所指出的巨婴现象感同身受,也有很多心理学专业人士对此不屑一顾,认为他滥用陈旧理论,驴唇不对马嘴。

上周末我读了这本书,我觉得作者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他能够套用心理学的分析理论以及大量一手案例,来分析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成长,仍显得难能可贵。

《巨婴国》并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在写作之中不乏极端的情绪,不乏一棍子打死一大片的言之凿凿,也不乏对历史传统的以偏概全。我建议阅读此书的人,在阅读中先把本书夸张激烈程度减少三分之二,便会其理自现。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婴儿成长有几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分别是:

1)口欲期:1岁前,追求口欲。

2)肛欲期:1-3岁,产生肛门快感,开始排泄训练。

3)俄狄浦斯期(俄期):3-5岁,恋父恋母,产生性意识和理解竞争欲。

作者认为,一个民族心理是否成熟,要以俄期为划分。中国人的心理年龄不到6个月,处于前俄期的口欲期,所以是巨婴国。口欲期最大的特点是爱吃,民以食为天。日本人比中国人成熟一点,处于肛欲期,特点是极端的洁净整齐。西方人最成熟,进入了俄期。而印度人最差,连口欲期都没有达到。

武志红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从事多年心理咨询工作,此乃作者一家之言,不必大惊小怪。他至少通过“巨婴理论”,为我们理解国人的心理和解释国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由于本书看似拼凑而成,结构有些混乱,在此我取其大略,把本书核心理念简单归纳为四组关键词,并加上我个人的看法和分析。

一、母婴共同体、共生心理、全能自恋

口欲期的婴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误以为自己就是整个宇宙,是全能的、自恋的,无法理解客观世界,没有“我”的概念。6个月前的婴儿是母婴共同体,产生一种“共生心理”,这是中国人一直没长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特别讲到在美国的童话寓言和影视作品里,父亲往往是绝对主角;而在中国,偏偏母亲成了主角。从《小蝌蚪找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再爱我一次》,以及孔子、孟子、荀子、朱子的故事里,母亲的形象最高大。搞笑的是,岳飞的精忠报国明明是父亲岳和的功劳,他将岳飞悉心培养至成年才去世,但在许多故事里却被有意抹杀了。

作者还分析了现在的小女孩喜欢大叔的心理。如果一个女孩在原生家庭得到了充足的温暖和爱,那么她长大后步入社会,会去寻求独立和激情的生活,而不是总想获得一点安全感。但是许多不成熟的小萝莉会有”大叔情结“,或者愿意被包养,正因为大叔并不是成熟,而是“具有母性的男人”,能让她们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感。

可悲的是,“中国有七八成的婚姻是建立在安全感之上”,其实就是“婴儿在找妈”。

中国无数的妈宝男,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出现的。中国的成年女性不自觉地扮演了自我为中心的母亲角色,她们把身边的男人,不论是丈夫还是成年的儿子,都变成了“婴儿”,因为她们“必须寻找被动的、听话的、围绕她的意愿转的男人”。

我们都知道,你给婴儿什么东西,他都要死死抓在手里,一旦夺走,他会不管不顾的大哭大闹。中国人也一样,属于弗洛伊德学说之初级阶段——全能自恋的本我。用作者的话说,当顺心时,以为自己是神;当不顺时,就变成了魔,充满破坏欲。

由于这种赢者通吃的完美主义作祟,两性关系中,中国人要不然就把对方当婴儿照顾,要不然就把对方当神来崇拜,很难去平等、独立、尊重地对待他者。

每个中国女人也都相信自己会找到一个既年轻帅气、又踏实听话、又能赚大钱、又能炒饭做家务的王子。说白了,女人们内心在寻找的其实是唯唯诺诺的听话奴才,而不是特立独行的男子汉大丈夫。

二、集体主义、中国式家长、专制家庭

中国人的意识属于是“群聚性自我”,不是西方的“个体性自我”。换句话说,中国人倾向泯灭个人的价值和独立思想。这不仅从历史上的士人阶层可以看出来,从最基本的中国式家庭相处模式中也能窥探一二。

比如,中国家长喜欢逼婚,尤其生了女儿,生怕嫁不出去,全家人一起施压。很多人经历过父母的旁敲侧击、三姑六婆的闲言碎语,或兄弟姐妹的各路劝导。

过年不敢回老家,怕被当成“不正常的人”来看待,还有很多人离婚也不敢告诉朋友家人。在这一点上,西方父母明显更尊重儿女独立的选择,三四十岁选择未婚的男女大有人在,离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一点不觉得丢人。

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国人崇拜集体主义文化,容不下独立的个体,认为一个人是不完整的。年纪大了没成家就会被看作“有问题”,会被排斥在家族体系之外,只有结婚生子,才能算做一个完整的家庭单元。

即使组建了家庭之后,全家人相处的也非常混沌,不分彼此、融为一体、没有界限,产生出很多隐藏的矛盾,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在中国家庭关系中,“所有人为所有人操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个性化就是对大家庭的背叛。”

三、互害型社会、崇拜强权、非黑即白

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着“皇帝梦”、“特权梦”,也都是巨婴的表现。皇帝不许身边有其他男性,必须阉掉,他是唯一的男人,被无数女性拥簇,衣食住行被照顾得无微不至,就像一个婴儿一样。

在《巨婴国》里,作者多次引用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因为作者的理论基本上都是抄自孙隆基。比如谈到中国人在公共场合丢垃圾、不守规矩、爱插队等等缺少公德的行为,孙教授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在需要排泄训练的肛欲期没有经历西方那种严格的训练。在中国,家长只给孩子穿开裆裤,随意大小便,这种纵容未来导致了中国成年人“开裆裤式”的为所欲为。

作者也在书中多次谈到改变的方法,可见他对祖国爱之深责之切。比如中国人“群聚性自我”的特点导致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平比较低下。我们想要培养出每个人的良知,首先要尊重个体意识,不能因为一些看似出格的举动和言论,就动不动就扣帽子。

前文说到,处于口欲期的婴儿以为自己就是整个世界。这种与世界混为一体的状态,是集体主义的根源。所以中国人倾向集体主义,每个人都要找组织,”到处找妈”。

这个妈妈,就像西方神话里的“大母神”,用强有力的手臂呵护着你。让我们想想在大陆一直流行的各种帝王剧、宫廷剧,像什么《汉武大帝》、《雍正王朝》等等,以及当下新闻报道里的政治用语,都反应出中国人从内心渴求英明君主的心理。

记得周孝正教授说,他年轻时上课,大家先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后喊的口号是:“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他回忆道:“这简直就是人格分裂”。

关于心理学与集体主义的论述,我想起心理学大师埃里希·弗罗姆四十年代的名作《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可是武志红没有在书中提到弗罗姆著名的精神分析社会学理论,我认为这是《巨婴国》的一大缺失。

在集体主义中,所有人必须统一思想,压制个人的独立精神。你一旦与集体有了不一致的看法,那你就是背叛,你就是敌我关系,逐渐形成了互害型社会。

同时,集体主义崇尚非黑即白的世界,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相信自己总是纯洁如白,其他人都是黑心的,相信“xxx之心亡我不死”。以他们的智力根本没有能力进入更深层次、专业性、理性的思考和探讨。

比如这次乐天事件,许多中国人很单纯和幼稚的相信,乐天公司和整个韩国都是坏的,必须予以彻底的抵制;当一个菲律宾伸手递来一块糖,爱国脑残们就顿时笑得合不拢嘴了,这就是典型的口欲期婴儿的心理,他们的情绪很容易被煽动。

四、中国式好人、孝顺不分、听话哲学

中国文化培养出一批中国式好人,或者叫“老好人”,表面上不惹麻烦、助人为乐、遇到不满意的地方从来不勇敢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隐藏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做事缺少热情与温度,也缺乏感染力,结果是总戴着一副假面生活。

他们往往喜欢帮孩子包办一切,对孩子的需求和挫折异常敏感。老好人是一种“拖累症患者”,因为他们的好不是大大方方的真好,而是一种讨好。由于活得不真实,他们也很难获得幸福。

武志红在《巨婴国》里还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孝顺。作者说:“孝道的根本,即,成年人都是巨婴,得找人共生,还有强烈的全能自恋,希望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运转…孩子向父母磕头,这意味着,孩子不能有人格尊严…”。

作者拿13岁青岛女孩孙正雯自杀为例,分析了父母的知识匮乏和变态心理如何害死了自己的孩子。父母理直气壮的偷看孩子日记、对不听话的孩子无情打骂、剥夺了她所有的隐私和自由。“打你是为你好”,这是错误教育方式的最佳借口。

作者认为,母婴共同体实际上是婴儿受主观全能感的驱使,面对妈妈这个客体时,需要一种自由感,可以自由的对待妈妈,而不怕失去妈妈。孝道正是对这种人性的逆转。因为表面上,孙正雯的父母看似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实际上是他们不能在自己父母身上实现,转而在孩子身上追求一种感觉——“我可以对你做一切,而你不会反击,更不会抛弃我”。

最后的结果一般都是悲剧,孩子要不然就是离家出走或自杀,要不然就是长大成人之后祸害他人和社会。无数的犯罪案例都能找到犯罪者在孩童时期烙下的阴影。

中国式教育的核心是听话,也就是孝顺的顺。欧美的父母很少像中国父母这么爱夸自己的孩子“听话”、“很乖”。作者认为,一直被要求听话,会扼杀孩子的精神生命;相反,孩子如果不听话,父母就生不如死。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发号施令和控制孩子,这是父母把孩子当作了“自体客体”(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创造的术语),维持父子或母子的病态共生关系。

由于父母“脆弱的自我”,如果孩子不听话,就会产生“自我撕裂感”。这样的结果就是:“太听话,孩子就被杀死;不听话,父母就想死”。

所谓孝顺,孝和顺是不同的。记得多年前听到王朔说,对长辈他可以绝对的孝,但不会绝对的顺,应当“孝而不顺”,我当时拍案叫绝。孝是关心和照顾父母,这是人伦常理,是爱的表现。而顺,是要你无条件的服从,即使你认为父母错了也要说对,在权威面前没有自己的主见,不敢打破权力体制,不敢批判、不辩是非、不分黑白、毫无原则,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所以中国古代的孝道,实际上潜移默化地培养出了巨婴和巨婴文化。

现在都已经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冥顽不灵、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要求年轻人重读儒家的《弟子规》,延续古人说一套做一套的历史传统。那些摇头晃脑读《弟子规》的孩子,别说《弟子规》了,就连《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的要求恐怕都做不到。

鲁迅早就说过,历史典籍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但实际就两个字——吃人。其实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哪儿有那么复杂,不外乎就是爱、平等与尊重而已。从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数案例中,作者还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挣钱胜于带孩子,面子胜于家庭温暖。”

作为知名的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用孩子被逼自杀和父母自杀的几个社会案例将这一现象理论化,批判父慈子孝的思想。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认为,孝道鼓励孩子发展出“假自我”、父母期待中的自我,核心是被父母抛弃的恐惧心理和克制个人欲望。作者认为,主要的解决办法是尊重个人空间,父母和子女都要以爱为纽带,活出真自我。

读了《巨婴国》一书,我最大的感受是,从小获得爱的关怀和正确的教育对一个人、对一个社会、乃至一个民族有多么重要,而我们中国的家长由于时代悲剧,真正懂得爱与教育的人又何其之少!

巨婴国的产生,根本上是爱的匮乏,或者说不懂爱的正确打开方式。正因为缺少爱,中国人才会“到处在找妈”或者把对方也培养成巨婴,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巨婴。全民巨婴,组成了这个巨婴国。

记得柏杨当年的那本《丑陋的中国人》深入人心,以致不少人把他的成就和鲁迅相提并论。与《丑陋的中国人》一样,虽然我并不百分百赞同作者的观点,但我认为他的这本《巨婴国》有助于中华儿女更了解自己的民族性格,进而躬身自省,最终走向成熟。


公子沈

2017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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